大瓜！OpenAI创始人亲妹妹无家可归 卖身度日？

腾讯科技讯 7月1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自从OpenAI在2022年底发布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以来，其CEO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迅速崭露头角，成为科技界的明星。OpenAI现已跻身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公司之列，而奥特曼本人也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人工智能未来的代言人，频繁地穿梭于全球各地，与世界各国政要会面。那么，他是如何积累起如此巨大影响力的？

外媒近期上线《智启：OpenAI的崛起》（Foundering: The OpenAI Story）系列音频节目，详尽地探索了奥特曼的崛起之路，以及他如何在这场构建领先人工智能技术的激烈竞赛中脱颖而出。同时，节目也触及了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以及一场几乎颠覆一切的“宫斗”，这场“宫斗”曾让奥特曼陷入绝境，但他最终再次站了起来。

在这些节目中，外媒采访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多位领军人物，试图解读炒作背后的真相，并深入探索人工智能究竟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还是潜在的毁灭者。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奥特曼的故事，他是这一切的核心。我们与奥特曼的朋友、家人和合作伙伴进行了交谈，试图揭开他的神秘面纱，探究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的中心。

人们普遍预测，人工智能的崛起将引发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威胁到大量现有的工作岗位。在这一背景下，奥特曼敏锐地洞察到公众对于大规模失业的深切忧虑，并提出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全民基本收入。这是一种旨在为每个人提供稳定且无条件限制的现金支持的经济体系，旨在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奥特曼已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其个人形象的核心议题，他构想了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其中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物质上的富足，拥有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住所。他坚信，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技术革新，更是一种能够“终结贫困”的力量。

然而，在《智启：OpenAI的崛起》第四集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些宏伟理想与混乱、复杂的现实之间的碰撞。当奥特曼在世界各地宣扬贫困应当被消除的理念时，他的妹妹安妮·奥特曼（Annie Altman）却在夏威夷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甚至不惜卖身度日。

01 希望用“普遍基本收入”消除贫困

关于贫困这个话题，奥特曼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我认为，终结贫困无疑是明智之举。或许你会认为我们应当限制某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但我个人却不这么认为。当我首次目睹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时，我深受震撼，觉得它简直不可思议。我认为这是我们走向一个富足世界的方式。然而，我也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它可能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终结。”

显然，奥特曼对于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相信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并可能让很多人失业。在乔·罗根的播客中，奥特曼语气肯定地表示：“这无疑将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但并非全然利好。它并非简单的因果逻辑，不是执行某个方案就能立即带来全面繁荣。从长远来看，它无疑将带来诸多益处，但同时也将触发一场技术革命，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某些职业类型将逐渐消失，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方式也将随之改变或消逝。”

面对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奥特曼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普遍基本收入（UBI）。这种金钱分配方式旨在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其核心特点在于定期、无条件地向每位公民发放现金，无需与工作挂钩，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这些资金，不受任何附加条件的约束。奥特曼称，普遍基本收入（UBI）是一种值得社会共同追求的解决方案，它将推动全球不平等的减少。他强调：“通过实施UBI，我们得以拥有重新塑造社会的契机，思考并构建我们真正向往的世界。在我看来，普遍基本收入是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一环。当我们重新审视并修订社会契约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共同思考如何迈向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未来。”

奥特曼几乎花了十年时间，将自己塑造成为UBI（普遍基本收入）领域的权威专家。早在2016年，当他还在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任职时，他就在奥克兰率先启动了一项全民基本收入研究，为一千人每月提供1000美元的资助。如今，该项目不再与YC有关联，而是由OpenAI资助。不仅如此，奥特曼还启动了名为“世界币”（Worldcoin）的加密货币项目，该项目通过银色球体扫描眼球并在数据库中注册，以换取数字货币，旨在未来通过这一独特的识别系统向全球每个人分发普遍基本收入。

无论采取何种策略，奥特曼都明确地将UBI视为其个人使命的一部分，以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直至2023年，奥特曼一直在积极倡导这一理念。他说：“如果条件允许，世界应该消除贫困。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应当支持的共识，即消除贫困无疑是一件好事。也许你认为我们应该阻止一项可以消除贫困的技术，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真正让我（笔者，知名科技记者艾伦·胡特，Ellen Huet）震惊的是奥特曼的双重身份。他不仅预见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就业危机，还积极寻求通过自己设想的系统来化解这一危机。设想一下，如果未来奥特曼的公司真的研发出了足以颠覆劳动经济的人工智能，我们或许将不再为生计而工作，而是依赖他设计的收入分配系统领取生活费。

诚然，奥特曼的初衷可能是出于善意，他渴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然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通过他监管的系统来消除贫困，这基本上是在要求我们对他给予极大的信任。毕竟，奥特曼真的很擅长获取权力，他有强烈的掌控欲。他的公司虽然曾承诺坚守某些原则，但也有过违背承诺的先例。这不禁让我们再次质疑：我们真的应该信任这个人吗？

02 妹妹亲身经历戳穿UBI谎言？

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奥特曼生活中的某个侧面确实让他的形象变得错综复杂。那就是他妹妹安妮的遭遇。安妮坦言，她有时生活在贫困的阴影下，甚至无家可归，有时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生计。而与此同时，奥特曼正在推销一个理想的未来愿景，其中普遍基本收入将庇护每一个需要它的人。这在理论上听起来很美好，但当与安妮每日挣扎求生的现实相碰撞时，那份承诺似乎变得苍白无力。

过去几年里，安妮始终生活在四处流浪的困境中，没有稳定的住房。这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正如她本人所述：“从我的经历中，我深刻体会到，当你连最基本的住房都无法保障时，生活会变得异常艰难，几乎难以维系。过去的四年里，我从未有过一个真正平静的日子，因为无论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我都在为没有稳定住房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已成为我过去一年中最沉重的负担。”

尽管安妮本人性格乐观开朗，她对夏威夷毛伊岛上的健康食品店有着独到的见解，她的指关节上还纹着象征爱与希望的“爱”字。她还积极制作播客，并在YouTube上分享自己动人的歌声。

然而，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她，我们不得不回顾她的童年。在第一季的叙述中，我们简短地听到了安妮的讲述，她回忆起了奥特曼在家中的强势，包括其如何独断专行地决定家里不能有圣诞树，甚至对家庭中的每个兄弟姐妹在父亲葬礼上的发言时间进行限制。

奥特曼家有四个孩子，其中奥特曼是长子，接着是麦克斯（Max）和杰克（Jack），最小的安妮则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她比奥特曼小了九岁。在个人兴趣方面，哥哥们热衷于科学、数学和游戏，而安妮则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和敏感的心灵。即便在童年时期，她也时常感受到自己与哥哥们的不同。

随着岁月的流逝，奥特曼三兄弟之间的纽带愈发坚固，不仅在个人层面，更在职业领域紧密相关。当奥特曼在YC担任要职时，杰克创立了一家由YC资助的软件公司，而麦克斯和杰克也都在奥特曼的投资公司工作，协助管理他的投资基金，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硅谷的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eal）。

后来，三兄弟又共同创办了一家新的投资基金，利用奥特曼的个人财富进行运作。如今，他们共同居住在旧金山，既是兄弟，又是同事和室友，形成了一个由家庭、事业和金钱交织而成的紧密而错综复杂的团体。

然而，与这个团结紧密的团体不同，安妮并未被纳入“奥特曼家族品牌”的框架中。她的人生轨迹似乎一直在与家族对她的期望背道而驰。

她完成了医学预科的要求，但最终选择了一条与医学截然不同的道路。她参加了即兴表演课程、喜剧表演培训，并投身于瑜伽教师的培训。安妮透露，她的父亲对她的转变表示支持，但母亲（一位医生）则对此感到不悦。她回忆道：“哥哥们和母亲对我的选择持批评态度，认为这只会持续一个阶段。我一直是父亲的‘小棉袄’，但与母亲的关系仅在我遵循她的期望时才显得亲近，这让我感到有些遗憾。”

对于安妮的处境，奥特曼和两个弟弟并未发表评论，但他们的母亲康妮·吉布斯汀（Connie Gibstine）站出来为家庭辩护：“我们深深爱着安妮，并非常关心她的幸福。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她提供财务支持和帮助，并将继续这样做。在为一个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家庭成员提供支持，与纵容其自我毁灭行为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安妮能够过得更好，并希望每个人都能对她保持理解和同情。”

03 为付房租被迫卖身

2018年，安妮的父亲因心脏病骤然而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与此同时，安妮还面临着一些慢性健康问题，特别是脚踝的肌腱炎，这极大地限制了她从事需要长时间站立的工作。因此，在父亲的离世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下，她不得不辞去了工作。尽管她获得了一些保险赔付，但当这笔钱在一年后耗尽时，她发现自己仍然深陷财务困境之中。为了支付房租，她甚至开始变卖家中的家具。她说：“我向母亲求助，她说不行，然后求助于奥特曼，同样遭到拒绝，因为母亲想让他这么说。尽管他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且有了大量财富。”

如今，尽管奥特曼和他的家人偶尔会给予安妮一些经济支持，但这些援助总是伴随着苛刻的条件，让安妮感到压力重重。在某个阶段，奥特曼甚至要求安妮重新服用她青少年时期曾用过的抗抑郁药Zoloft，作为交换条件，他愿意支付她的房租和医疗费用。同时，他还要求她分享银行对账单，并允许他和母亲参与她的治疗会议。安妮觉得这种要求是对她的利用和权力的施加。尽管奥特曼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但他在公开场合宣扬普遍基本收入、无条件地赠予钱财的理念，在安妮看来，他并没有对她践行这一原则。

在是否将安妮故事中的某些细节纳入报道时，我进行了深入思考。这是一个极其个人化且复杂的家庭情况，有时我也会对她所述的一些细节持怀疑态度。然而，在仔细查看了相关的电子邮件和文件，亲自走访了安妮曾经居住的地方，并与她生活中的一些人交谈后，我坚信她所讲述的是真实的。

在2019年底，当安妮再次陷入绝望，向家人求助无门时，她转向了最后的生存手段——卖身。她在一个糖爹约会网站上注册了账户，那里的人们用金钱换取陪伴，往往还伴随着性交易。安妮回忆道：“我当时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指的是，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就会知道，当你开始变卖家具时，你就已经处于绝望的边缘，别无选择。如果我有其他的出路，我就不会走上这条路。”

安妮首先尝试与一名中年男子进行视频聊天，她在镜头前展示自己，而这位男子则通过在线方式向她支付费用。此外，她还在色情平台上发布了个人视频，并从事了为期两年的线下性交易工作。她坦言，原本并不打算涉足这些行业，但这是基于她因处理健康问题而带来的不可预测的生活时间表，所能选择的最为合适的工作形式。

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导致了安妮长期的住房不稳定问题。有时，她会选择与性交易客户或是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同居。显然，她的性交易工作与不稳定的住房状况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她没有固定的工资条或稳定的收入来源，这进一步限制了她能够租用的房屋类型。这种情况感觉就像一个紧密相连的恶性循环，也正是普遍基本收入试图打破的循环。

安妮说：“如果我的银行账户里有足够的安全存款，我绝不会和这个人住在一起，我甚至一点机会都不会给他。有些性交易工作的经历并不健康，我也有一些非常令人痛苦的经历。如果我拥有稳定的住所，那些事情就不会发生。然而，我依然深陷在这种生存模式中，导致一切都变了。这种感觉真的改变了一切。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真的在那些地方不停地移动，没有精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这种无助和无能为力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

到了2022年，奥特曼提出要为安妮购买房产，但他所提到的条件让她感到十分不安。安妮说：“我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为我提供的房子，而是奥特曼或者他的律师的房子，我只是会被允许住在那里。”她觉得这是奥特曼试图让她服用Zoloft并窥探她的银行对账单的又一次尝试，因此她拒绝了这一提议。

我明白这听起来或许有违常理，毕竟那将是一处可以安身的地方。然而，从安妮的视角来看，奥特曼过去对她的控制行为让她警觉，这次的提议似乎又是他试图对她施加影响的手段。在那次对话中，安妮向奥特曼详尽地讲述了她这几年来的挣扎与困苦。她回忆道：“我告诉他，我如何开始涉足性交易，清晰地记得当我首次提及此事时，他仅仅回应了‘很好’。”这简单的两个字让安妮感觉被刺痛了，因为在她看来，自己正在分享一段极其痛苦的经历，而他的反应却显得轻描淡写。安妮补充道：“当你的妹妹告诉你，她正在做一些她并不愿意的与性相关的工作时，你却说‘很好’，这让人多么失望。所以我就想：你是否觉得，我在OnlyFans上发布内容，仅仅是因为我能以此谋生，而并没有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否觉得这样很好？因为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一位与奥特曼亲近的人士透露，他对于那次对话的解读与安妮截然不同。那之后，安妮与奥特曼的关系渐行渐远。之后，安妮继续在夏威夷默默生活，而奥特曼则声名鹊起，他进行全球巡回演讲，成为年度CEO，并正式跻身亿万富翁之列。世界上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安妮的存在，更不知道她还在依靠OnlyFans来维持生计。直到去年秋天，《纽约杂志》的一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首次了解到，奥特曼还有一个妹妹。

这篇报道的发布，让我自己也感到意外。文章发布之初，我收到了一些记者发来的信息，他们观看了奥特曼的所有采访，却惊讶地发现他从未提及过这个妹妹。安妮也担心，由于她在奥特曼的公众生活中几乎是一个隐形人，特别是在与他与哥哥们的紧密关系相比时，记者们可能会对她的故事持怀疑态度。她说：“他们可能会质疑我的可信度，认为我疯了，或者认为奥特曼真的不知道有我这个妹妹，又或者他只是不想谈论我，因为我精神不稳定。”

04 突来的关心耐人寻味

在《纽约杂志》发表文章前的数日，该报对奥特曼、他的家人以及OpenAI进行了事实核查，以确保报道的准确性。因此，奥特曼早已知晓文章将涉及安妮。然而，在文章即将发表的前一天，恰逢犹太人的赎罪日（Yam Kapor），奥特曼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向安妮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主题栏空白，文字全部使用小写字母，内容写道：“嗨，安妮，在赎罪日的精神下，我想为我未能一直无条件地给你寄钱而道歉。尽管我们家有顾虑，但我处在一个艰难的境地，既想尊重妈妈作为家长的决定，又深感你给她带来的压力（我亦认同，若你能自给自足，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更好的选择，且我认为你确实需要医疗帮助）。显然，你目前的状态仍不稳定。然而，我过去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本应继续支持你。我由衷地向你道歉，并希望你能够找到内心的平静。”

邮件中并未提及这篇文章，也未提及即将进行的报道核查。

安妮觉得，这封电子邮件的发送时机颇为耐人寻味。多年来，当安妮默默承受困境时，奥特曼似乎并不觉得道歉是必需的。然而，就在她即将通过揭露他的私人生活来施加影响之际，他却伸出了橄榄枝，并援引他们共同的犹太传统来寻求和解。

当被问及奥特曼公开倡导普遍基本收入和消除贫困的立场，而对她个人困境却未能提供同样支持时，安妮回应道：“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与他的关系让我感到尴尬，这既让我沮丧又心碎。我曾以为他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或在我最需要陪伴和关怀时站在我身边。但他并没有。我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就像我会为父亲的离世哀悼余生一样，我也会为奥特曼的冷漠哀悼余生。这种悲伤源于一个看到我身处困境却未问一句‘我该如何帮助你’的人。因此，我更愿意用‘兄弟姐妹’而非‘哥哥’来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

尽管安妮的经历非常复杂，但我认为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当奥特曼在公众场合畅谈人工智能的未来时，他承认人工智能可能夺走我们的工作，颠覆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他提出普遍基本收入作为解决方案。然而，面对自己妹妹安妮的现实困境时，情况却突然变得不那么简单。在公开场合，他确实表示不应该有贫困，并主张将财富公平地分配给每个人。然而，在私下里，当安妮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并未以她所期望的方式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