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平台是如何榨干我们的

11月6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场对谈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与莉娜汗（Lina Khan）这两位拜登政府反垄断政策大将，重新定义我们所处的数位时代。这个时代，不再是1990年代所歌颂的“资讯自由流通”年代，而是一个“榨取的时代”——资料／数据、注意力、金钱与民主信任，都被平台以演算法之名、效率之名，持续榨取。 

吴修铭在新书《榨取时代》（The Age of Extraction）的导论中警告：“如果我们走错方向，就可能迎来一个让科技主动加剧分裂与怨怼的未来，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诅咒。”这句话不仅是全书的警钟，也是对整个民主世界的诊断——当科技权力被垄断，资讯流通的承诺就会反噬民主，从公共讨论的中介者变成社会分裂的催化剂。 

当现实已背离理想 

吴修铭在书的开头即宣示，他拒绝将成长与公平对立起来的零和宿命论：“繁荣、公平与成长并非互斥。”这句话，既是经济论述，也是民主信仰——提醒我们科技经济的发展若无结构性的制衡，就会让“繁荣”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

然而，科技革命从来不是无辜的。吴修铭延续他在《谁控制了开关》（The Master Switch）与《注意力商人》（The Attention Merchants）中提出的历史观：每一波新媒体革命——从电报到电视、从网络到人工智慧——最初都以开放为名，最终却走向集中。他在新书第三章写道：“随著时间推移，结构会打败善意。就像河流持续冲蚀岩石一样，追求营收的压力也侵蚀了Google早年的理想信念。” 

这句话相当准确。Google 从“不作恶”的理想转为“广告帝国”的现实，正是整个平台资本主义的缩影。这不只是企业伦理的崩塌，而是结构性的困局：在股东报酬与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理想主义终将输给现实主义。 

吴修铭进一步指出，科技平台“赌的是人类的惰性”（”a long slow bet on laziness）。平台深知，只要让一切变得更滑顺、更方便，用户就会自愿放弃选择与判断。便利成为新的主权，而我们则在便利中逐步失去了作为公民与阅听资讯选择的自主性。 

从监理到民主：莉娜汗的呼应

这场结构性警告，在现实政治中早已浮现。莉娜汗在她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委期间，曾明确指出，当少数企业掌控了商业与通讯的基础设施，它们便以非选举的方式在统治社会。”这句话的语气像是政治宣言，也提供了一场反抗数位平台垄断运动的道德基础。

吴修铭在书中同样呼吁：“长期而言，我们需要针对平台的中立性规范，以保存它们催化的经济活力，同时防止它们从他人身上榨取过多利益。”这不是单纯的产业规范，而是一种制度重建的呼声。若科技平台已成为新的公共基础设施，那么它们就应被要求遵守公共原则——透明、问责、与多元。 

榨取经济的现实与道德真空 

吴修铭在书中警告，若放任经济权力继续极端集中，社会不平等将重演镀金时代的压迫结构：“在表象之下，这些经济失衡驱动了过往几世纪的压迫性社会结构……我们重蹈覆辙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平台垄断的危险不仅在于它掏空市场竞争力，更在于它削弱了民主社会的免疫系统。当演算法以“相关性”取代“真实性”，以“互动率”取代“公共利益”，政治的讨论就会被转化为演算法的副产品。吴修铭引用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警语，称之为“（平台）劣化”（enshittification）——平台为了追逐更高的广告报酬，先剥削用户，再剥削创作者，最后连自己的品牌也被掏空。这是一个慢性自毁的循环：榨取越多，信任越少；信任越少，依赖越深。

台湾沦为资料殖民地？ 

对台湾而言，《榨取时代》批判的问题并非遥远的美国现象。当全球AI与云端产业的资料中心设于岛内，我们也同样站在“榨取链”的一端。台湾以半导体供应链闻名，但在数据治理上仍依赖外资平台。这意味著，我们提供了廉价的能源、土地与人力成本，却无法掌握最关键的“资料主权”。

 最终，吴修铭在该书末尾指出，民主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对经济权力积累的合理怀疑。这种怀疑并非消极的敌意，而是一种维系制度健全的自觉。若失去这样的警觉，社会就可能重蹈镀金时代的覆辙——让少数权力者垄断市场与资源，最终侵蚀政治与公民平等的基础。 

重新夺回公共性

从吴修铭的《榨取时代》到莉娜汗曾经努力的反垄断改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跨世代的民主防卫战。科技的问题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权力与责任的问题。当社会重新学会对权力怀疑、对制度问责，科技才可能回到“共善”的轨道。

吴修铭和莉娜汗的这场对话，以及吴修铭的这本新书，正在提醒我们：在AI与平台主导的新秩序里，民主不会自动更新，必须靠人为的结构改革与公民觉醒来维持。否则，“榨取时代”将不只是西方的寓言，而会成为当代每一个社会的现实。

作者为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