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性丑闻说起：硅谷正变成最恶心样子

Uber 又一次成为了风口浪尖的公司——这一次不是因为融资，也不是新产品和技术，更不是市场、法律和政策动向，而是一桩公司内部的道德丑闻。

一位名叫苏珊·福勒 (Susan J. Fowler) 的工程师，在刚刚入职 Uber 第一天，就在公司内部聊天里被一位技术经理骚扰了。“他的言语太直白了，就是想要和我做爱。我立刻把聊天截了图举报给 HR。”她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福勒感到更加意外和无法理解：尽管 Uber HR 可以认定经理言语明确属于性骚扰，但由于以骚扰者的业绩突出 (high performer)，公司将不会处理，更别提公开处理此事。而且念在该人属于“初犯”，Uber 将只做个人警告和谈话处理。

反而对于受害者，Uber 却给予了像是威胁一样的答复。他们给了福勒两条路选：要么换团队，要么继续留在本团队。如果她选择留在本团队，但如果因为举报的事经理年底给她打差评，公司也不会干预，因为“选择的权利已经给过她了”……

面对这样的选择，福勒无奈离开了这个本来非常适合她、但已经在事实上让她不可能呆下去的职位，加入了另外一个团队。

后来在工作中，福勒认识了更多曾被那个经理骚扰过的 Uber 女性职员，发现每次当她们向 HR 举报的时候，HR 给的答复都和给自己的一模一样——很明显，因为该人的绩效突出，管理人员选择包庇和纵容他。尽管这名经理后来离开了公司，福勒和她集结起来的其他女员工，仍然对 Uber 感到极度失望：

我很幸运能和湾区最优秀的工程师一起工作。在公司组织一片混乱中我们仍能做出不少很棒的东西。我们热爱工作，热爱挑战，努力维持着疯狂的 Uber 机器的运转。我们一起找到方法去克服几周一变的组织架构、OKR 绩效考核、被取消的项目和不可能的截止线。我们帮助彼此保持清醒，让庞大的 Uber 生态继续运转，告诉彼此情况会变好的。

但情况并没有变好。

在这件事情之后，更多的不公扑面而来：尽管每次绩效考评都是优秀，她的内部转职申请却一直被拒；她去询问原因，上级却声称她在工作之外的事情上有态度问题，工作上和技术上没有“上进心”；她的上级甚至在考评出炉之后，又把好评修改为差评，单纯为了阻止她内部转职，以维持自己团队的“女性工程师”比例。这个举动导致她无法申请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学项目（因为项目是 Uber 赞助的，只有好评员工能去。）

“我写过一本 O’Reilly 发行的书（编者注：O’Reilly 是欧美最著名的技术类书籍发行商），在各种技术大会上演讲，我还要怎么证明我的上进心？”福特愤怒的说。

福勒和她撰写的技术书籍

福勒说她在 Uber 工作的团队本来有 25% 的员工是女性，当她想要内部转职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跌到了 6%，“女员工都想要转职，那些被拒的就干脆辞职了。组织上一团混乱，而且公司还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她说。

福勒最终也选择了离开，加入另外一家科技公司。她随后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把自己在 Uber 工作时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包括性骚扰、被乱改评级等等，来了个大曝光。可以说，她揭露的 Uber 亮眼业绩下糟糕的公司文化，在硅谷引发了一场地震。

这起事件，再加上 Uber 过往的“劣迹”，让人们不禁对 Uber 的企业文化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它对业绩过分关注、对效率至上的崇尚，是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功利主义，让它对平等、尊重和人文关怀的重视反而不再重视？

2014 年，Uber CEO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接受 GQ 杂志采访时，透露过自己给公司起的一个别名 “Boober”，因为身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自己特别受女性欢迎。而这个词将女性物化成胸部，放在今天，应该属于典型的直男癌词汇吧。

同年，Uber 在法国巴黎举行推广活动，用性感女司机的图片当作噱头吸引用户注册，引发了欧美女性团体和社区的抗议。女性科技记者，科技新闻网站 Pando 创始人萨拉·雷茜 (Sarah Lacy)

撰文批评此事，称 Uber 公司内部一直就有这样一种“混蛋文化” (asshole culture)。

来自媒体的监督并没有刺激 Uber 的高管做出任何的改善。相反，该公司当时的高级副总裁埃米尔·麦克 (Emil Michael) 私下开玩笑，要悬赏 100 万美元找狗仔曝光那些反 Uber 记者的私生活。结果这个玩笑的录音被曝光出来，再次引发媒体行业对 Uber 的声讨。

更可怕的是 Uber 似乎不认同硅谷同行对用户隐私的重视和保护。前 BuzzFeed 记者约哈娜·布娅 (Johana Bhuiyan) 搭乘 Uber 前往该公司的纽约办公室采访，却发现总经理已经在楼门口等她。原来，该公司内部有一个名叫“上帝视角”的工具，能够追踪每一辆 Uber 汽车和乘客信息。

Uber 在对待司机的态度上，和其在美主要竞争对手 Lyft 区别也很大。根据Pando Daily的描述，有司机开过两家公司，发现 Uber 在与司机沟通时习惯先入为主，像是在和下属员工对话，而 Lyft 则乐于强调与司机的“朋友”关系，还经常寄给司机一些装饰车辆的小道具；另外，相比 Uber 的冷冰冰 ，Lyft 的粉色胡子和 “Your Friend With a Car”的口号，也显得更有人文关怀。

所以，即使 Lyft 在美国以及全球的市场比 Uber 小得多，但最近一份报告显示，Lyft 司机对公司的满意度比 Uber 司机高，分别为 75.8% 和 49.4%。

其实不光光是 Uber，这样的风气正在席卷硅谷。

当过去的 Google 为员工提供餐厅、健身房、自行车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福利、Facebook 给男员工开出超长的陪产假，旧金山骄傲大游行上全是各家科技公司员工兴高采烈的方阵时，公司们讲的是重视社会责任，重视性别和种族平等与尊重。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在硅谷诞生，市场、融资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增大，效率成为了这些公司和创始人唯一关心的事情，多元平等和人文关怀等原本帮助硅谷成功的的文化底蕴，却越来越不受重视。最近几年兴起的硅谷科技公司，更青睐“赢家通吃”的逻辑，重视收入和效率，急于增长、融资和上市，无暇顾及其他。而这也正在硅谷乃至美国，引发新一轮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

似乎那些特别有话题性公司的创始人，都或多或少成为“混蛋文化”的拥趸。

约会应用 Tinder 的早期创始人惠特尼·沃夫 (Whitney Wolfe) 指控另一位创始人贾斯丁·马提恩，当面、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对她进行性骚扰，称呼她肮脏的字眼，而公司管理层却漠视和包庇这种行为。当事件已经发酵，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和投资人质询之后，Tinder 管理层才决定开除马提恩。

伊万·斯皮格尔 (Evan Spiegel) 在创立 Snapchat 没多久时将公司搬到了洛杉矶，宣称是为了“躲避大企业和硅谷的创业文化”。实际上，Snapchat 在洛杉矶的扩张之路和硅谷公司并没差多少。到 2015 年公司人员扩充时，为了获得新的地点安置员工，Snapchat 也是摆出一脸冷漠，强行高价在当地收购了大量房产，驱逐了数十个房产里的原租客，让当地的青年之家、艺术中心、餐馆酒吧和原本居民流离失所。

“你花 3 亿美元投资了送餐服务，你的客户服务代表却吃不起饭。这是不是有点讽刺？”

25 岁的塔莉亚·珍 (Talia Jane) 对她的公司 CEO 这样说道。塔莉亚在“美国版大众点评” Yelp 旗下的送餐服务 Eat24 担任客服代表，因为工资收入极低，难以维持在房价极高的旧金山生活，她不得已才在去年给 Yelp CEO 杰里米·斯多普曼 (Jeremy Stoppelman) 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但没想到的是，她等来的不是 CEO 的回应，也不是财务的涨薪，而是解聘通知书。因为“违反员工内部行为规范”，她被公司开除了。

有名的公司如此，较小的、不知名的新创公司为了快速发展，就更不惜一切代价了。去年 8 月，一篇文章出现在 Medium 上爆红，作者佩妮·金 (Penny Kim) 梳理了自己被求职平台创业公司 WrkRiot 从达拉斯招来硅谷工作的前后经历，其中提到了公司发薪几次三番延迟，CEO 艾萨克·崔 (Issac Choi) 甚至网上搜到的一张富国银行网银截图，PS 上了员工的名字，伪造成了给员工付薪水的转账记录，然后给全体员工发了邮件，以留住员工，企图让公司继续运营下去。好在佩妮最后离开了公司，回到了达拉斯，但其他几个 H1-B 签证员工，险些因此损失他们的签证。

性别歧视、忽视平等、功利主义……硅谷的美好正在被这样的文化侵蚀，让少数一些地方变得丑陋。

回到苏珊·福勒的故事。当她的博客引发广泛关注后，Uber CEO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撰写了一封告员工信，媒体很快也把这封信爆料了出来。然而在信中，外界没有看到卡拉尼克作为 CEO 对公司文化的反思和解决问题的诚恳，而是再次目睹了这家公司的“冷漠”。卡拉尼克闭口不提对前员工的歉意，只大篇幅地介绍将召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来彻查这件事——尽管这件事当中 HR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 Uber的 HR 总监却加入了这个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另外，在内部信中，卡拉尼克刻意对福勒提到的女性员工比例问题作出了回应，只是回应的姿态更加难看：“我们的生产和研究团队中女性比例为 15.1%，过去一年都没怎么变。对比来看，Facebook 是 17%，Google 是 18%，而 Twitter 是 10%。”

言外之意：我们的多样性是挺烂的，可别人也不咋样啊！

不过，他的描述也确实是硅谷残酷的现状。创业热潮的兴起带起了新一轮对成功学的推崇，公平、包容的多元文化，以及硅谷一直存在于效率和市场化之外的、带有天然亲切和友好感觉的氛围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越来越多人开始蔑视低效的平等，而只注重对 “赢家通吃” (winner takes all) 的追逐。

这不禁让人想到，一直宣称要实现多元平等、注重人文关怀的硅谷公司，斥责特朗普政府忽视美国多元文化根基、激发对抗的硅谷公司，那些每天叫嚣着改变世界的从业者们，在自己所宣扬的主张上反而实践得最糟糕。你会发现，硅谷在刚结束的这次大选中表面上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真实的自己。

今天不是丛林法则在硅谷流行起来的第一天，但这并不是硅谷一贯以来和应该有的样子。科技的世界应该真诚明亮，它的使命是为所有人所用，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很遗憾，当创始人们只追逐自己或公司的所谓的短期的“成功”，而忘了真正的愿景和使命时，想要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看清这一点，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