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人民币贬值和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引发世人瞩目。人民币汇率接下来走势如何，更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笔者近期也撰写了一些文章，对此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总体上看，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政府和央行来说，均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难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民币继续贬值，无疑将加剧贬值预期，促使市场资本继续外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国内企业的外债偿还负担。同时诱发亚洲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容易促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如果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甚至力促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这将让出口产业承压，导致工业生产和国内投资进一步受挫。另外，在市场悲观预期未变情况下加大央行外汇损耗，这将对中国外储构成挑战。
据英国《金融时报》透露，中国央行8月11日贬值货币后，目前已花费将近2,000亿美元外储，以防止人民币汇率过度下跌，并且出售1,060亿美国国债，用来补充央行外汇流动性。这接近其上半年整整六个月抛售量。据法国兴业银行中国经济师姚玮测算，在基准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未来一年将抛售2,800亿美元外储来稳定汇率，而在最差环境下中国央行一年内将抛售1.04万亿美元。这也意味着明年此时央行外储仅剩下2.5万亿美元。
昨天(8月31日)文章中提到，在市场预期逆转情况下，任何国家一味干预汇率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汇率从本质上来说均由市场决定。而宏观经济环境尤其该国未来财富增长能力，构成维系汇率稳定的核心。各国汇率背后不仅是掺杂着利益的博弈，更是各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比拼，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企业家所构成的精英群体，是维系一国经济和汇率的核心力量。而也是美元之所以长期问鼎世界货币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阶层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其中不乏一些佼佼者，但和西方尤其美国相比，中国很多企业家相对显得平庸。为何?难道是中国企业家不聪明吗?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具体环境和文化价值理念，决定着企业家群体的质量。美国澳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重要职能，正是通过微观环节下无数企业家的发明和发现，所凝聚出来的创造力，让西方社会经历了一轮轮“创造性毁灭”，推动资本主义迈向新的文明。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的创新并不追求惊天动地。采用一个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这些均属于创新的范畴。这立足于充分竞争环境下企业家持续探寻和发现的职能基础上。
与熊彼特观点相似，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也提出，承担风险应对不确定性，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普通常人一般并不能准确预测到未来变化是什么，未来发展潮流使什么。而企业家的职责就是通过深度洞察，把握或者引领未来市场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符合偏好的产品和服务，在风险当中创造利润。这是成为一名合格企业家的前提。无论乔布斯还是比尔盖茨之所以成功，并受世人尊崇本质正在于此。
以松下为例，在战后经济恢复阶段，日本普通家庭很贫困，电视机被当时日本国人视为最奢侈的产品，无论东芝还是日立公司，均认为在贫穷环境下，电视在日本无法迅速发展推广。但松下公司则挨家挨户，甚至下到农村去推销电视机。此举大获成功，很多人省吃俭用掏钱纷纷购买，为何?因为在人们看来，电视机并非一件产品，而是接触信息甚至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松下也由此声名鹊起，成为与东芝、日立齐名的电气公司。
可以说，正是由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也正是出于人们的无知，所以每一个社会才需要企业家群体。而企业家创造力的形成，则取决于良好的市场环境，其中政府退出不必要的干预显得尤为关键。试想，在一个腐败寻租盛行的环境下，任何企业均属于弱势群体，处处遵循政府的意志、把握政府的意图，在经营活动中大部分时间精力花费到与政府维系关系上，长此以往，不是沦为附庸，就是索性放弃生产，参与股市和地产的投机。从这一点看，多年来，中国大规模房地产投机浪潮与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紧密相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中国著名经济学张维迎曾指出，审批制，尤其繁琐的市场准入程序总是与腐败关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每一个手段都是一个“接触点”(行贿受贿的机会)，那些商业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也正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在中国，很多企业家创造价值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也构成中国人眼中企业家的“原罪”。需要试想的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清廉的环境下，作为企业家还需要寻租获利吗?并且，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还存在垄断行为吗?以上均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以上这些看似离题很远，但实际上却和汇率问题紧密相关。良好的市场环境培育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反过来促进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进而构建稳定的宏观经济运转态势。任何经济问题最终均要归结于人的身上。如何优化市场环境和资源配置、如何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如何释放企业家整体创造力，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要务，更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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