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胡二妹跳河负责？每一句差评都可能是…

作者王兢：33岁的胡二妹跳河轻生，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逼死她的，是社交平台上的“避雷帖”和跟风差评。

生前，胡二妹在四川宜宾高县夜市步行街经营一个油炸串小摊位，10块钱一篮子菜，菜有二十余种，顾客自选，胡二妹再视情况添加土豆条，油炸后给顾客。胡二妹的丈夫说，土豆是看情况加的，菜特别多的话，土豆就加不了，他们会提前跟顾客说明。在附近摊主的眼里，胡二妹“是个很努力的人，特别勤奋踏实”“人很开朗”，她卖的小吃“干净卫生”“回头客多”。

2026年10月6日，胡二妹的摊位前来了一名顾客。她自选的菜在塑料篮里已经冒了尖，再也放不下了，胡二妹就没有给她加土豆。这名顾客当面没有说什么。但很快，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差评和“避雷帖”：“老板娘玩不起，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服务很差”“（老板娘）一脸高傲的样子，搞得好像谁欠你一样”……

胡二妹一开始试图解释。但当几百条差评跟风而至，她被压垮了。在遗言中，胡二妹写道，“从避雷视频发出来，这两天我的天空都是黑压压的，心里就在想那个那个又差评了。”“我想诚心经营着小摊，避雷视频（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个勤奋踏实的普通人，靠一个小生意撑起一家的生计，却因为网络差评，而不堪重负，选择轻生。谁该为一条生命的逝去负责？

始作俑者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她事后在社交平台回应，“我发布的仅仅是本人真实的消费体验评价，无任何恶意、无任何煽动、无任何捏造事实。我觉得我不该因为一场意外悲剧被无限追责、被全网审判”。

有律师说，“发帖行为与悲剧结果的关联性需具体分析”，“消费者发布普通差评，主观无法预见摊主会轻生，不具备法律归责所需的可预见性。且本案差评内容无侮辱性、属个人消费评价，不属于足以诱发极端行为的高危行为”，评论区的差评跟帖“主要由跟评网友独立发表……不能完全归责于原帖发布者”。

在法理上，似乎确实如此。跟帖的差评中，有些也只是“没有好脸色”等描述个人体验的说法，很难说就是“造谣”。单独看每一条差评，杀伤力或许都不算很强，但是几百条差评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网暴”，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网暴大致都是这样相似的演进脉络。每个参与者都不认为自己是“恶意”的，相反，有不少甚至认为自己是“正义”的。2026年8月，南京一家猪蹄店的外卖微信群里，一句“爹们，吃烤猪蹄了”的欢迎语，被一名新进群的顾客质疑性别歧视，截图发到社交账号。一天时间，全平台多出上千条差评，各平台辱骂的私信有几千条，店主被迫关店。

自有平台“点评”功能以来，如何判定差评、侵权乃至网暴之间的界限，一直是互联网生态治理的一大痛点。在日前爆出的“早产差评”事件中，一家饭馆还没开门，各大平台上就冒出了一堆差评，这种差评显然是恶意的，要么是“个人恩怨”，要么干脆就是敲诈勒索的网络黑产。但是一个正常消费的顾客的差评，要辨别是不是恶意，就难得多。

如今庞大的社交平台具有极大的放大效应，一个微小到甚至称不上纠纷的摩擦点经由社交平台的放大，就可能迅速演变成对商家生存根基的毁灭性打击。这一链条中，到底谁该承担责任？

不过，扭曲事实甚或向壁虚构的差评肯定是侵权违法行为，这会降低商家在互联网上的商誉，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如果是有组织的“组团差评”，性质则更为严重，甚至可能涉嫌犯罪。“组团差评”表现出脱离事实本身、纯粹进行情绪宣泄的特征，比如在猪蹄店评论区“自行新建菜品”并编造黄谣。

权责对等，承担言责，这是任何人行使评论自由时都应主动承担的责任。消费者有权表达主观感受，但如果捏造事实、侮辱谩骂与人身攻击，也理应承担可能的侵权责任。一旦出现网暴，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承担责任，受到惩罚。

平台也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2026年7月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存在网络暴力风险的，不得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推送相关信息，应当及时对异常账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并采取风险行为警示、流量限制、暂停信息更新等措施，在显著位置添加网络暴力风险标签，提示用户文明互动、理性发言。

平台应以技术构筑起反网暴防线，以技术手段做好把关人，尽可能地事先防范这类差评，如优先显示附有消费票据的评论，让真实评价获得应有的权重；对明显属于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的内容，应当借由特征库与预警模型主动屏蔽，而非在商家被无理差评压垮之后再被动处置。

每一个网民，都要明白，一句看似无害的虚假差评，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是自己的责任，然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