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欲加入战局，逐鹿这款重磅药物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正迅速从低端仿制药制造商发展为美国制药巨头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现在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利润最丰厚的药物之一：GLP-1减肥药。

如今的全球GLP-1市场规模高达800亿美元，且主要由美国市场贡献销售额。在这个赛道上，礼来公司(Eli Lilly)和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凭借Mounjaro和诺和泰(Ozempic)等王牌药物，稳坐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

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正大量涌入，希望在减肥药市场分一杯羹。据数据提供商医药魔方(PharmCube)的资料，目前处于研发管线中的中国同类竞品有近250个，其中有20多种疗法已在海外获得授权。

成立五年的闻泰医药(Vincentage Pharma)便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有望成为首批推出中国研发口服GLP-1药物的企业之一。2024年底，这家仅有50名员工的企业达成了一项授权协议，将把这款名为VCT220的药物推向美国等海外市场。

“就像一百米速，这个百米冲刺一样，我们起步就很快，”闻泰医药首席医学官冯晨说。

VCT220引起了获得该药授权的生物科技公司箕星药业(Corxel Pharmaceuticals)的注意，部分原因是与其他GLP-1药物相比，该药物引发的恶心、呕吐等副作用较少。

“这是一家规模极小的公司，”箕星首席执行官牟艳萍(Sandy Mou)说，“但他们依然能交付如此优异的成果。”今年夏天，箕星已在美国完成该药物的二期临床试验，并计划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提交审批申请。

过去二十年间，在政府支持和低运营成本的推动下，中国已从仿制药和前体化学品的基础制造国蜕变为科学发现的热土。如今，全球制药巨头正穿梭于上海和苏州等生物技术中心的实验室，四处搜寻极具潜力的药物。医药魔方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在肿瘤、减重和免疫疗法等领域向海外授权的新药总价值超过1,300亿美元。

冯晨图片来源：KATRINA NORTHROP/WSJ

“这种增长令人惊叹，”曾参与多项生物技术授权交易的Morgan Lewis驻上海合伙人廖圣强(Todd Liao)说。“交易额从2020年之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一路飙升至远超1,000亿美元……其中GLP-1和肥胖症无疑是最炙手可热的领域。”

阿斯利康(AstraZeneca)、默克(Merck)和诺和诺德等全球巨头均已达成价值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许可协议，只为锁定下一款来自中国的重磅减肥药。迄今为止，尚无原产于中国的GLP-1药物获得FDA批准，但已有数款药物正在美国及其他地区进行临床试验。

今年4月，Kailera Therapeutics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募股(IPO)中募资逾7亿美元。这家公司的业务正是依托中国企业恒瑞医药(Jiangsu Hengrui Pharmaceuticals)研发的GLP-1药物。目前，Kailera正针对这些源自恒瑞的疗法开展全球临床试验。

专家指出，近期中国在GLP-1领域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属于渐进式改良，而非革命性颠覆。尽管如此，对于渴望减重的美国患者而言，如果中国新型减肥疗法大量涌入，不仅有望拉低高昂的药价，还能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治疗选择。

中国生物技术企业之所以积极出海，部分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的利润空间远不及海外。中国正面临庞大且日益严峻的肥胖问题，成年糖尿病患者更是近1.5亿。然而与美国相比，中国使用GLP-1药物的人口比例较小，且中国的药物定价要低得多。此外，国家医保系统也仅覆盖糖尿病用药，肥胖症未纳入其中，这迫使大多数减肥患者只能自掏腰包。

协助对接中国与国际生技企业的InScienceWeTrust BioAdvisory创始人唐钧(Leon Tang)说，在中国生物技术行业，想赚钱可能非常困难。

中国市场的定价挤压效应也波及了诺和诺德。这家研发出诺和泰的丹麦制药巨头，目前正在中国市场销售用于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的GLP-1药物。面对中国本土新秀带来的压力，诺和诺德2025年在华GLP-1净销售额下滑了8%，并于今年早些时候下调了两款同类产品在华挂网价格。随着诺和泰的核心成分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的在华专利于今年早些时候到期，该公司很快将面临大量仿制替代药的猛烈冲击。

“竞争非常激烈，”正致力于研发GLP-1的杭州药企先为达生物(Sciwind Biosciences)首席执行官潘海说。“但竞争也会逼着你变得更强大。”

去年1月，伦敦药企Verdiva Bio与先为达生物签署协议，一举拿下后者三款代谢药物的全球市场授权，该交易的潜在价值高达24亿美元。目前，Verdiva正在美国对先为达生物的一款口服疗法进行二期临床试验。

与中国其他尖端领域一样，生物技术企业也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作为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政府已向该行业倾注了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并千方百计吸引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在本土实验室中开展开创性研究。

速度与成本同样是关键考量。多位生物技术企业高管表示，中国的临床试验流程更为高效。这些试验通常集中在少数几家拥有庞大患者基数的大型公立医院中展开。

此外，中国的生物技术中心还拥有密集的专业合同研究组织(CRO)网络，这些机构对于开展临床试验至关重要，能让研究人员迅速将科学假设转化为实际成果。例如，先为达生物的高管表示，该公司的办公地点紧邻其合作的CRO，这让他们能够每天跟进研究进展。

Cure Innovation Index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发起的临床试验中有超过30%在中国展开，而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1%。此外，在中国开展一期临床试验的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

“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所在：效率高得多、成本低得多，”银诺医药(Innogen Pharmaceutical)公共事务总监邱阳(Matthew Qiu)说。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生物技术公司研发了一款每周注射一次的GLP-1药物，并于去年获得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

业内专家预计，来自中国的GLP-1将逐步完成蜕变，从“快速跟进药物”升级为开创性疗法。例如，抗癌疗法已在努力实现这种转变。

“必须循序渐进，刚起步时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研发出同类首创药物，”先为达生物的潘海说。“应先学做仿制药，再学做‘同类跟进’(me too)药，然后是‘同类改良’(me-better)药，最后才是创新药。这是一个过程。”

不过，对于中国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而言，将疗法销往海外依然困难重重。在日益拥挤的减肥药市场中，这些中国公司的药物需要经历美国临床试验、FDA审批以及最终商业化落地等层层关卡。

国际授权协议不仅让药物的营销与分销变得更为顺畅，还能协助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临床试验，这通常有助于更顺利地获得FDA的批准。

然而，随着美国政界对中国生物技术崛起的戒心日益加重，这股授权热潮正遭遇美方愈发严格的监管审查。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旨在审查生物技术行业对外投资的法案。此外，出于对数据可靠性以及科学专有技术向中国转移的担忧，议员们还提议禁止FDA采纳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