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预测人类估值10亿：这家独角兽背后是一群00后

　　人工智能(AI)初创公司Aaru在纽约的首个总部里摆着一个篮球架，还设有一间“发泄室”。每当代码出错，员工可以在里面抄起锤子砸桌子。会议室则有双重用途，同时也是一位联合创始人的卧室。

　　这个空间像是大学兄弟会宿舍和高科技研究实验室的结合体，对于一家由青少年创立的公司而言，这种风格倒也恰如其分。

　　Aaru的估值最近达到10亿美元，跻身一批炙手可热的新兴公司之列。这些公司的掌舵者大多二十出头，他们选择创业而非上大学，立志颠覆整个行业。

　　联合创始人卡梅伦·芬克(Cameron Fink)和内德·科(Ned Koh)两年前创立这家公司，当时他们分别只有18岁和19岁。同期加入的还有时年15岁的首席技术官约翰·凯斯勒(John Kessler)。（凯斯勒还未到加入董事会的法定年龄，投资文件都得由他父亲代为签署。）这家公司的业务让外界得以一窥，AI是如何将那些曾被调研机构、咨询公司和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掌控的劳动密集型高成本任务自动化的。

　　Aaru并不花钱雇人参加焦点小组或填写问卷，而是调用成千上万个AI智能体（也就是机器人）来模拟人类的反应。该公司将人口统计和心理特征数据输入模型，构建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人物画像。这些机器人生成的结果正被应用于产品开发、定价策略、新客户挖掘以及政治民调等领域。

　　据知情人士透露，Aaru已为麦当劳(McDonald’s)、Boston Beer和电影制作公司A24等公司提供研究或测试服务。拜耳(Bayer)表示，Aaru目前正在协助该制药商为旗下部分品牌测试创意文案和广告语；拜耳是Aleve和阿司匹林(Aspirin)的生产商。

　　DJ兼音乐制作人迪普洛(Diplo)最近也成为了投资者；他的真名是托马斯·韦斯利·彭茨(Thomas Wesley Pentz)。迪普洛说，这笔交易是今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期间，大家喝着瑞士啤酒时敲定的。

　　破解Wi-Fi

　　芬克和科是在芝加哥郊区森林湖学院(Lake Forest Academy)读高一的第一天认识的。他们因越野跑和都爱搞点小恶作剧而结缘，比如曾试图通过破解学校的Wi-Fi来逃避交作业。

　　森林湖学院的英语和拉丁语老师戴维·威克(David Wick)说，科似乎“对他的商业冒险比对拉丁语更兴奋”。威克常和学生开玩笑说，如果他们将来成了名、发了财，应该给他买一辆法拉利(Ferrari)。科说他希望能兑现这个承诺。

　　高一时，两位少年为鼓励选民投票，创办了一家政治主题的蜡笔公司。他们用芬克犹太成人礼上收的钱，从中国进口了2万盒蜡笔，并给它们贴上了“伯尼蓝”(Bernie Blue)和“川普橘”(Trump Tangerine)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标签。

　　接下来两人创建了一家名为Elda Bio的健康科技初创公司。这帮助他们入选了Z Fellows项目，该项目是年轻创业者进入硅谷的快车道。两人最终放弃了Elda Bio，部分原因是医疗健康行业的监管障碍。

Aaru首席幕僚萨拉·甘茨(Sara Ganz)与同事伊莎贝尔·米尼奥内(Isabel Mignone)协同工作

　　2024年3月初，在纽约Au Cheval餐厅，两人一边吃着巧克力奶油派和一份西兰花，一边对Z Fellow创始人科里·利维(Cory Levy)说，他们真正的热情在于解决预测问题。

　　凯斯勒此前曾在领英(LinkedIn)上给芬克发信息，寻求后者对自己Z Fellows项目申请的建议，并由此进入了芬克和科的视野。那通电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通话结束后，芬克立刻打给科，告诉他凯斯勒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凯斯勒12岁上高中，两年后就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城市科学实验室搭建模拟基础设施。

　　创业之初，芬克和科也曾踏入大学校门——但只是短暂逗留。芬克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待了一晚，科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待了两周，之后他们便决定专注于打造自己刚刚起步的业务。

　　在芬克和科与一位潜在投资者分享描述他们新商业构想的白皮书几天后，在一次去巴哈马(Bahamas)的春季旅行期间，他们便开始就一笔种子前投资进行谈判。芬克的父亲尼克·芬克(Nick Fink)在度假屋的露台上无意中听到了儿子的这通电话，他是即将上任的Constellation Brands首席执行官。

　　他当时对这门生意几乎一无所知，也惊讶于这两个年轻人没有向他开口求助。尼克·芬克说，他们“坚决拒绝”了家里的任何经济援助。

　工程师Yoon Duk Kim正在Aaru办公室与同事凯沙夫·巴布(Keshav Babu)交流创意。

　　证明自己

　　最初，这个团队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办公，他们试图通过预测选举来验证自己的AI模型。通过对过往选举进行回溯测试，他们针对美国2020年大选建立的模型，其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误差在0.5%以内——远优于当年标准民调的误差幅度。之后他们开始为智库和政界人士提供研究和民意调查服务。

　　与人类一样，Aaru的机器人也会犯错；例如，这些机器人曾错误地预测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将在美国的2024年大选中获胜。芬克说，自那以后，该公司已大幅改进了模型。

　　Aaru在政治领域的积累，加上一次偶然的引荐，推动公司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引荐者是Boston Beer前首席执行官戴夫·伯威克(Dave Burwick)，他请来了知名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评估。

　　“这确实是新生代，他们看世界的视角完全变了，”伦茨说。

　　伯威克帮助Aaru从政治民调转向企业战略咨询，并将两位创始人介绍给风险投资人和企业CEO。2024年，当他为Gryphon Investors收购气泡水品牌Spindrift Beverage提供咨询时，曾委托Aaru分析哪些新产品线可以拉动增长。

　　现任Spindrift首席执行官的伯威克要求Aaru评估苏打水、茶饮、能量饮料和冰沙等概念产品。Aaru用器人模型设定了目标群体：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25至35岁消费者。不到一周，Aaru的机器人就选出了果茶，这一结果与Spindrift耗时两个月、涉及500人的独立消费者调研结果一致。

　　伯威克说：“消费品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缩短创新周期”并迅速进入市场。Spindrift最近推出了一系列非碳酸冰茶，以冲泡茶叶和鲜榨果汁为原料。

　　伯威克本人也投资了这家初创公司。

　　尽管如此，要让品牌相信虚拟人类和真人一样有效可能依然有难度。

　　可口可乐(Coca-Cola)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发展高级总监阿什莉·亚当斯(Ashlee Adams)表示，业界对合成模型能否比人类提供更准确的洞见存有疑虑。该公司目前正在测试Aaru的技术。

　　专业服务公司安永(EY)对这项技术的行为预测能力进行了实测，要求其复现一项针对3,600名高净值投资者、历时一年的全球调查。结果显示，Aaru的准确度超过了真人填写的调查，完成速度也快得多。

　　安永目前正借助Aaru技术为十几家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也将其应用于自身研究项目，在某些情况下已完全取代传统问卷调查。

　　“如果你能预测行为，这就不仅仅是提升研究效率的工具了，”安永的行为科学主管萨米尔·蒙希(Sameer Munshi)说。“这是战略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