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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获利最高的科技公司并非本土的网络巨头阿里巴巴或腾讯,而是总部设在加州的苹果。金融时报报道,苹果在中国的业绩于疫情期间一飞冲天,其获利已超越这两家中国最大科技巨头的营利总和,而该创纪录的获利突显苹果与北京之间达成的默契,使其得以无往不利。
苹果深度依赖中国生产基地,根据Counterpoint 资料,95%的iPhone手机在中国生产,导致该业务对中国的供应链衝击十分脆弱。
报道说,苹果与北京之间达成的协议,让其得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压本国科技集团时安然无恙,又能从美国制裁中获益,而后者重创苹果在中国的唯一真正对手—中国的国家冠军华为。
2019年,华为超车苹果,成为仅次于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手机销售巨头,其快速成长主要拜中国市场之赐,至2020年3月,华为及旗下品牌荣耀佔42%中国市场。
然而,美国制裁封锁关键技术,使华为市占率崩跌,华为中国市占率从2020年中的29%暴跌至两年后的7%,而苹果则从9%跳涨至17%,苹果的销售集中在高端市场,其市占率3年内从51%上升至72%。
报道说,这是苹果企业外交的成果,在疫情之前,苹果执行长库克定期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中国科技高层会面,这使苹果得以避免遭遇与其他西方科技企业,比如Alphabet(Google母公司)、Meta(脸书母公司)与网飞(Netflix)被阻绝于中国之外的命运。
批评人士认为,苹果在制造与销售上对中国的依赖使其轻易默许威权要求。而多年来苹果迎合北京的努力,比如承诺重大投资,以及对敏感议题保持沉默获得回报。
苹果默默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储存移往贵州省政府所属的数据中心,并在北京审查的要求下,将数千个应用程式(app)从其App Store下架。数十个新闻媒体的app遭移除,加密通讯平台,比如WhatsApp、Signal与Telegram遭禁,拒绝发表评论的苹果向来主张,必须尊重在地国的法律。
行动隐私工具开发商“保卫者计划”(Guardian Project)主任佛雷塔斯(Nathan Freitas)说,“苹果为客户经验建构出的一个受控、封闭生态圈的愿景,与共产党希望在中国也拥有的相同愿景、相同控制不谋而合;他们对于和谐社会的看法一致,只是一个是手机生态圈,另一个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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