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的“公式婚姻” 经济学家早就看透了

当把爱情放进一生的跨度，当两个生命体共同成长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还是有感性的冲动，亦有理性的判断。

本月全球最大的瓜或许就是盖茨和梅琳达的这场“世纪离婚”了。

5月4日，盖茨在推特宣布离婚，理由是双方“不再认为在人生的下一阶段，能够作为夫妻携手成长”。

接着，剧情开始狗血。媒体曝出，盖茨和梅琳达并不是友好地分手，几乎所有家族成员都倒向后者，盖茨算是被前妻“甩”了。

再接着，就涉及分割1341亿美元财产，双方还各请了一名贝索斯离婚案的律师，隐约透露出一股火药味。

先不八卦盖茨的生活和财产，许多人看到27年的模范夫妻分道扬镳，第一反应是：我还能相信爱情和婚姻吗？

记得梅琳达曾在纪录片《解码比尔·盖茨》中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天，她走进盖茨的卧室，发现他的白板上列着分析结婚的利弊。

脑补一下这个场景，一个理工男冷静熟练地运用SWOT或5W2H分析法，将婚姻、事业，甚至人生套上一道道逻辑严谨、变量可控的“公式”，有点可爱，但也有点令人不解：

这些东西真的可以被“数字化”吗？理性和规律真的适用于其中吗？

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理性的拥趸——经济学家。求偶、爱情和婚姻，在他们的视角里，真的可能让饱读爱情小说的年轻人吓一跳。

经济学是一门讲究资源配置，使得效益最大化的学科，“找对象”自然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课题。

比如在2010年，一位名叫彼得·巴克斯（Peter Backus）的伦敦经济学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

                                       论文《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截图

为了科学论证，他引用和改编了最初用于推算银河系外星智慧文明数量的“德雷克方程”：

G＝R·fW·fL·fA·fU·fB·L

其中G是潜在女友数，R是英国近60年来形成人口的速率，fW是女性占英国总人口比重，fL是伦敦女性比重，fA是24至34岁适婚伦敦女性比重，fU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重。最后还要加上两个因素：互相有吸引力fB，以及我的年龄L。

最终教授经过一通复杂的计算后得出结论，只有26名伦敦女性符合他的择偶要求，概率是1/285000。

好在这位年轻教授在论文发表两年后，居然真的找到符合条件的女友。

那么，如果将这个恋爱方程式套用在中国，一个生活在上海的男青年，想在本地找到互相钟情的理想伴侣，概率又是多少呢？

答案是0.00003%。

也就是说，在上海1000多万的女性中，只有325位符合条件。如果再考虑腿长不长，家里有没有拆迁，三观合不合等等，估计和找到外星人的概率差不多了。

还有的观点认为，男女寻找理想的另一半，本质是一个市场竞争和个人追求的匹配问题，而市场信息又常常是不对称的，在此过程中就需要不断地博弈。

这不免让人想起“波斯公主选驸马（或波斯王子选妃）”的故事。讲的是国王让公主在100个人中选一个驸马，候选人一个接一个“面试”。如果前99个都看不上，最后一个无论多丑，公主都要选他当驸马。

在现实中，很多男女青年就像决策失误的公主一样，有人沉浸在P图等虚假繁荣中，高估了自己的竞争力；有人追求互补性，希望对方在各个方面打平或高于自己，随之提出了一连串的择偶要求。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要么“踏空”成为剩男剩女，要么无可奈何，找了位条件远低于标准的对象。

不过，经济学真的给出了一个万能解决公式：1/e（1/e≈37%），即“37%原则”。简单来说，找对象的时候，先通过前面的37%了解婚恋市场，但是一个都不要选。了解之后，一旦在后面遇到比前37%中最好的那个还要好的对象，不要犹豫，赶紧拿下。

其实这种策略还是有点风险。如果前37%中真的有一位是最好的真命天子（女），那么37%之后就选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有可能会选到不合适的。

说完了找对象，再来讲讲经济学家眼里的婚姻。

假设你真的以0.00003%的概率或者是“37%原则”找到了理想的另一半，别高兴太早了，当二人踏入婚姻的殿堂，又被婚后生活小虐一番后，还是得踱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婚姻？

这时，另一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拿出了他的得意之作《家庭论》。

他说，婚姻的基石不是爱情，而是利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比尔盖茨想到一块去了，婚姻就是一个理性的SWOT分析，讲的是利益的最大化。

贝克尔在《家庭论》中谈到，婚姻其实是一个利益联盟体，丈夫和妻子遵循契约精神，通过各取所需和共同付出的“效率互补”，来保持最小经济单元体的存续和利益最大化。

在古代，丈夫的身份是“风暴之猎手”“家庭守护者”，提供食物、安全、修缮等服务，目的是生产力最大化。

而妻子是“孩之母”“家务统治者”，最大的任务是生育，保证后代的延续，同时承担做饭、家务、纺织的义务，补齐生活秩序的内在完整性。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婚姻这一利益联盟出现了危机：离婚率攀升、未婚生子合法化、丁克家庭……而且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的地方，这些现象就越明显。

最根本的突变是，家庭的分工被社会化了。男人可以外出吃饭、雇佣保姆，而女性可以找修理工，找搬家公司。通过各种服务外包，家庭的基础就被削弱了。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又成为了社会分工的受益者，她们在服务产业中的竞争力和获得的收入，有可能高于男性，而避孕套的发明，又将人类从繁衍的任务中解放出来。

当男性不再拥有最高的生产力，女性牢牢掌握了生育权，婚姻这一契约就失去了约束力，它最大的作用，或许只是给小孩上个户口罢了。

婚姻或许会消失，但唯一不会消失，也无法用经济学来解释和衡量的东西，可能就剩爱情了。或者说，理性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爱情，只有荷尔蒙、肾上腺激素和多巴胺，恋爱仅仅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冲动。

然而，这些构成激情、冲动的物质在婚姻生活中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这时，又有一位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家跳出来说，维持婚姻还是有规律可言的。

卡尼曼说，人们对于某段体验的记忆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高峰时的感觉，一个是结束时的感觉。即使一段经历、一段记忆99%的时间是沉闷、无趣的，但是如果那1%的高峰和结束时段产生了快乐，人们就倾向认为这段记忆是令人愉悦的。

不妨把卡尼曼的发现称为“1%定律”，它不仅适用在商业中（比如宜家在出口处卖2元钱的冰激凌），甚至在婚姻中，可以一年花2-3小时制造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比如每年在结婚纪念日写一首小诗，用相框裱起来，以后在吵架的时候，看看每年裱好的小诗，或许也就气消了，释然了。

是的，持久的爱情，需要那1%。

最后说一些和经济学无关的话。

不管是求偶、恋爱，还是婚姻，我们试图用理性找出规律，仅仅是因为它们变幻莫测，而且难以定义。

到底何谓爱，没有人能用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在世俗的眼中，爱情的地位高于婚姻，因为它和死亡一样，是平等的，是无法用利益交换的。

爱情诚可贵，但婚姻也不能被完全打死。苏格拉底说：未经认真思考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当把爱情放进一生的跨度，当两个生命体共同成长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还是有感性的冲动，亦有理性的判断。

因为在1年、7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岁月中，每个人都在成长。有的人成长得快一点，有的人成长得慢一点。但还有一种可能，两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成长，你很难说哪个方向是对的，哪个方向是错的，哪个方向更有价值，哪个方向没有价值。

或许到某一时刻，两人渐行渐远，婚姻走向终点，但不能说爱情失败了，反倒是通过婚姻，我们更加相信我们曾经成长过，爱情也曾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