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该不该由“文科生”来背锅？

　　央行内部的一篇论文意外成为公众热议话题，只因一句“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东南亚的困境究竟是不是文科生的错？中国的文科生又是不是真的太多，而对理工科重视不足？

　　提起论文，凡是读过大学的人都不会陌生，有些也许还在心底多少埋着点阴影。对大部分人来说，论文只是用来完成一个教育阶段的工具而已，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基本永别了这玩意儿。

　　从早几年的《通过靶向肠道菌群调控人体的物质需求欲望，有望提高廉政文化建设效率》《基于中医诊治理论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新技术初探》《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等，到去年那篇大谈特谈“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的《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也不知是现代学术的发展已超出想象，还是学人们的创造力无限蓬勃，前赴后继的“奇葩论文”，总是能不断刷新我等平庸之辈的世界观，并同时给予嗷嗷待哺的自媒体事业以茂盛的流量韭菜。

　　这几天，一篇名为《关于中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又成了网络焦点。不过，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前辈”，这次引发关注的并非“奇思妙想”的选题或者“拍案叫绝”的论证，而是一句颇为严肃又充满家国关怀的正经观点——

　　“未来中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空泛的“对策”背后，是思维上的懒惰和智识上的犬儒

　　实话实说，四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合力撰写的这篇论文，虽然称不上多么高屋建瓴、富于洞见，却不能算是出格之作。无论是对资料的梳理、数据的分析，还是论证的逻辑，都属于本本分分的学术标准化产品，其得出的大部分结论，也都是正确的“废话”。如此这般的文章，在当今学界实不鲜见，若不是无端招惹了“文科生”，本可以顺利而安静地埋没进庞大的论文堆中。

　　之所以说是“无端招惹”，在于那句引起众议的观点并非论文的主体内容。文章讨论的是人口转型问题，涉及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直接的关联则是养老问题、生育问题、劳动力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本无涉于文科理科之事。问题出在“认识”之后的“应对之策”。仅从篇幅比例上看，这些献策的苍白与虚弱就已显露无疑——文章有将近17页都在谈论“认识”，留给“应对之策”的则只有3页，其中便包括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样一句既不是常识、也未成共识的观点，在全无铺垫和论证的前提下被抛了出来。

　　类似的赤裸裸孤零零的“应对之策”，在文章中不止一个。例如，作者提出要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16年开放二胎政策以来，全国的生育率在仅有的一次小反弹之后便开始断崖式下跌。那么，想生的“部分居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基于这一比例之上的生育开放，对提高总体生育率又有多大作用？显然，作者并未给予足够的讨论。再如，作者提出“要重视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覆盖面、教育公平性”，并且特意在注释中补充说明“不一定要建那么多学校、养那么多老师，可以用互联网技术让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但去年疫情中的网课实践，已然检验出了依赖网络进行教学的种种弊端与力所不逮。既然如此，寄希望于互联网的教育资源共享来提升教育覆盖面和公平性，是否也有些想当然了呢？

　　那么，作者为什么会如此简单而笼统地处理其“应对之策”呢？其实不难理解。即使是在该文前半部分的论述中也能看到，世界上面对人口转型问题的各个国家都尚未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全方位的应对之策，需要极其宽广的视野、深入的了解以及多层次、多方面知识与技术的交叉作用，甚至于需要极其伟大的创造性。俗话说“说得轻巧，做起来难”，指出问题或许容易，却不等于也能解决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艰巨的宏观问题，显然不是若干普通个体能轻易完成的，更何况整篇论文只是建立在一般性的二手数据和资料基础上展开的，作者并未进行更为扎实、细致的实际调查、统计，也未接触或进入更为核心甚至拥有某些决策权的机构以获取更具说服力和推行性的信息。如此一来，所谓的“应对之策”，只能是空泛的乃至冠冕堂皇的隔靴搔痒而已。

　　其实，对任何问题的讨论，都不一定非要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结构，发现或者批评本身即是一种价值。但“你行你上”式的思维，常常阻碍着对问题的单纯发现与批评；当这种固化思维进入学术研究时，便会形成模式化的学术八股。正是在这种八股格式的规训下，我们才看到大量“低水平重复性学术研究” 的最后一本正经地开列出一二三四的“建议”和“出路”。这些无关痛痒的“建议”和“出路”，与我们时常谈起的“文科黑话”一样，都是缺乏独特见解、成熟思考和有效行动力的空洞话语，不过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和智识上的犬儒。可悲的是，在现行学术标准和学术评定机制下，这种八股已然成为了不假思索的既定操作。

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有文科生的责任，但问题不在于“太多”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妨继续剖解一下这条有些虚弱的“对应之策”究竟勉强在哪里。

　　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文科生真的过多吗？

　　事实上，对于人文科学危机的全球性担忧，从二战之后就始终未曾停止过。从1967年到1980年，美国大学文科的录取人数从占录取总人数17.2%的比例骤减到7%，此后一直维持在该水平；自2009年以来，美国人文学科的研究经费显著下降，到2011年仅为科学和工程类专业研究经费的不到0.5%；从2012年到2014年，拿到人文学科本科学位的毕业生数量，在三年间减少了8.7%；2013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全美范围内人文学科学生的比例占全部本科生比例的7%上下，是1970年的一半。2012年，德国高校中仅有10%的教授从事人文教学与研究，25%的学生就读于人文专业，教师与学生比例约为1∶100，而且人文学科的研究经费仅占政府科研拨款的10%。201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重议通知》，提出“理工科人员培养战略”，将“人文社会系学科”作为改革的重点对象，通过重组或裁撤为理工科发展腾出空间……

　　东南亚国家在二战后陆续脱离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该地区的教育政策大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比如，奉行精英治国的新加坡在理工科教育上更加偏重，将大量人才导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实用学科，又通过分流教育，将少数优秀学生培养为高科技人才，多数普通的学生通过职业教育后成为产业工人；菲律宾最初的发展重点是专科院校，以培养国家急需的从事农业、渔业、采矿、家政、护理或其他行业的熟练人才；泰国直到1990年代，在向国外寻求的教育贷款和技术援助上依然侧重于理工科学技术类项目。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新加坡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越来越多的政府奖学金选择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生，甚至近些年几乎没有理工科得主；菲律宾私立高等教育增长迅速，由于私立教育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在人文、社科、工商管理这类投资成本小、市场欢迎度高的专业上发展集中，1947-1959年私立大学毕业生中，教育、商业和文学占到了总数的79%，自60年代以来，此类专业的毕业生数量已大大超过社会、经济部门的吸收能力。

　　不过，这并不足以论断东南亚国家的文科生太多。“太多”是一个含混的界定，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多少数量算“太多”？与理工科呈现怎样的比例算“太多”？专业人数与社会需求量之间呈现怎样的比例算“太多”？再者，“文科生”的指称也有欠准确，文史哲与管理类的性质与情况还是有所差别的，比如在菲律宾的各专业毕业生比例中，工商管理专业占比的确不低，但人文学科的比例并不算高。最后，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情况也不相同，像新加坡早已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笼统地称之为“东南亚国家”显然不够严谨。

　　那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责任又该由文科生承担吗？

　　“中等收入陷阱”，最初是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印德尔米特·吉尔和霍米·卡拉斯在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人均GDP长期徘徊在3000-6000美元的现象。但目前，用于判断经济体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依据人均GNI进行收入阶段划分的绝对标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以美国人均收入作为参照来衡量其他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标准则包含对增长率要求不一致的不足。因此，对于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时限性，而绝非直观、稳定、凸显式的问题。

　　二战后，东南亚地区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借助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和国际市场拉动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相对滞后，同时绩效合法性又掩饰了该地区威权政治的根本性问题。譬如，作为除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石油输出国以外腐败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国内的寻租腐败、权钱交易及金钱政治等现象屡见不鲜，既得利益群体严重绑架了国民经济，进入到市场的权力使得马来西亚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经济主体行为扭曲，非正规手段替代了正常的市场竞争，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极端低效和严重浪费，同时挤占了私人经济的发展空间，大量私人资本逃向海外；被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政局的泰国，政府更替频繁，短暂的执政时间难以进行连续性的施政，短效型经济政策缺乏对大型项目的有效评估，设想多于实干，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有限，政党斗争引起的政党解散案、制宪修宪、街头示威等也使政府实际上很难有精力解决经济问题，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又大规模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终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全面崩溃。

　　任何经济现象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是受单一的人口转型所决定。从根本上看，“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而制度创新恰恰需要依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进行规划和指导，也需要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学科启发民智、传播思想。故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不该由“文科生太多”来背锅，反而是因为文科没能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起到有效作用，才致使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错过了发展模式转换时机和发展公平性制度建设，也进一步让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失去了更大空间。 

中国的文科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东南亚的问题终究不过是一个镜鉴，该论文所要探讨的始终是中国问题。既然这样，我们也把视角拉回来，看一看中国到底是不是文科生太多，又是不是对理工科教育的重视不够？

　　根据2020年高考的相关数据，全国文理本科录取人数的比例接近1:3。其中，各省情况也基本一致，广东省文科类录取8.06万余人，理科类录取17.69万余人，比例约1:2；江西省文史类录取112499人，理工类录取166614人，比例约3:5；安徽省文史类录取48197人，理工类录取146306人，比例约2:5；甘肃省文史类录取56410人，理工类录取104074人，比例为2:5……

　　这些数据在趋向上与往年基本相同，文理科在招生规模上可以说保持着一贯的明显差别。同时，对应于2020年大多数地区接近1:1的文理科考生人数，这样的录取比例充分说明了现行教育设计中对文理科的规划和配置。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民国时期主要仿照欧美综合性大学模式进行设计和构建。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明确表示要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类大学，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2年，高等院校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重组调整。

　　苏联模式是在专家治国思路下设计的一种侧重于培养高度专业化工程师的教育制度，这种模式不仅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也有利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改造与统一。在1952年的调整中，全国高等学校从227所减至182所，综合性大学从65所减至14所，新组建了38所工业院校、31所师范院校、29所农林院校和29所医药院校，工科大大增强，文科严重削弱，社会学、政治学等专业被取消，法学、商科也受到了严重打击。根据《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到1954年，工科专业共142种、占总专业数的 55.3%，理科专业21种、占总专业数的8.2%，而文科专业仅25种、占总专业数的9.7%。到1965年，中国的大学生数量比1947年增长了近五倍，其中工科生增长了十二倍之多，达到292680人。

　　这次院系调整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的格局，这种思路和框架并未在此后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文革”时期和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改革开放时期发生本质性变化，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在新时期以来的许多领导人身上，都可以寻见受这一教育思路影响的“红色工程师”背景。

　　而从当下的就业率和平均收入水平上看，理工科也占据着比文科更多的优势。参照麦可思数据发布的《2020大学就业率高的专业排名50强》和《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月收入专业排序，其中大部分席位都被理工类专业包揽。

《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月收入前十名的专业

　　在这样的制度和市场导向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也早已内化进许多国人的思维之中，对文科的轻视乃至歧视并不鲜见，实际上对于文科的普及和深入发展都产生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所以，中国对理工科教育绝非不够重视，文科生的问题也并非“太多”，而是“太少”——这当然是以相对数量而言，绝对数量上任何与人数相关的中国数据都是体量庞大的。强调重视理工科教育、防止文科生太多以推动科技创新的思路，无疑找错了起点。不过，由此倒是间接敲打了一下文科教育，倘若文科领域总是产出这般思考与学术成果，也无怪乎来自外界的笑话。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为人文教育辩护》中说过，“所谓人文教育，根本就是让思想自由地驰骋，自由地放牧。”当四位经济学博士写下那样一则“应对之策”的献计时，或许还在更深层面秉持着另一种立场、负载着另一重考量，就像谈到延长退休年龄时，他们特意在注释中补充：“中国延迟退休可早做……老一辈人更能忍让、更能吃苦。”

　　但愿，这是一厢情愿的过度解读与妄加揣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