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外星人假说？三星堆的新发现为何震惊世界

      01、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现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又有新进展了。

　　三星堆遗址位于今天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遗址分布面积约12公里，公元前5000年，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末期，该处便有文明萌芽的痕迹，而到商朝晚期，这里的区域文明则达到了巅峰。

　　其实，从1986年四川大学考古单位组织系统发掘（上世纪年代便有广汉村民挖到了玉器，但在当时并未深究），发现三星堆古城墙与累计两千余件文物开始，不少国内外学者便隐约感到，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政治中心，但是，限于传世文献记载有限，学界一直不敢轻易下断语。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进行研究发掘）

　　不过，结论不能下是不能下，对三星堆背后所揭示文明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不，就在今天，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之上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当中，又发现了多达六处的祭祀坑。

　　坑中有什么呢？

　　文物很丰富，大致可分成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和丝绸。

　　青铜器为青铜面具与神树；玉器则包括玉石器和玉琮；象牙基本保存完好，没有什么复杂的再加工；金器则有金面具残片和饰片；至于丝绸，则是从祭祀坑中的焚烧残留物中发现，非肉眼所能见。

　　青铜器在当时倒是不鲜见，因为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正处于中原的晚商时期。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让唐朝人都畏惧三分的四川盆地地形，早期青铜时代的人也一定会因此而被隔绝，无法与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但这种观点已经被不少学者证明是片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星堆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中，这些器物背后所承载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中原地区的块范铸造技术与当地的焊接技术结合而成。这也就是说，青铜时代的各个文明之间并非隔绝不通，而是保持着相对密切的交流。

　　另外，青铜器生产制造需要有专门的手工作坊，而这样的机构又是普通人所难以负担得起的，那么这种机构所能服务的唯一对象，就是掌握王权的古蜀王或者象征神权至高权威的祭司。

　　如果再把这种新发现与三星堆的宫殿与地下城墙遗址相结合，那么这样一个文明，显然被大大低估了。

　　当然，可能受限于当地的物质条件，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做工粗糙，分量上也几乎没有超过商朝后母戊鼎的。因此，成都平原虽可能有相对独立的文明，但其文明程度可能与夏商存在着一定差距。处于晚商时期的三星堆文明在冲至巅峰后，很快就隐没于世间。

　　关于他的衰落与灭亡有很多讨论，例如自身发展条件受限与外敌入侵等。有学者认为，外敌入侵不太可能，因为一旦古蜀国的政治中心遭到侵袭，那么祭祀器物遭到破坏将无法避免，可为什么出土的文物都是毫发无损，摆放整齐呢？

　　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聊完青铜器，咱们再来说金面具。金器作为装饰品，在夏商文化中是并不多见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便是资源有限。但是古蜀国却利用自己的这种资源优势，来制造金器，进而把他作为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三星堆遗址中所见的金面具残片）

　　金器和青铜，在面具当中使用较多，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中所见的面具多形态浮夸，鹰钩鼻、纵目、还有长到耳朵的嘴巴。这些特征可能不是模仿某个人种，而更可能是受到当时大自然中动物的影响。如鸟类。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少见，例如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均有这样的情况。颇为巧合的是，古埃及人奉太阳为拉神，最高统治者法老以拉神之子相称。这种对于太阳的崇拜，在古蜀国的历史中也有类似表现。当然了，也不必将此牵强附会为是“中华文明东来说”。

　　三星堆祭祀坑中所见的未经加工的象牙，也让文物工作者们感到惊奇，当时的成都平原气候比今天要炎热潮湿得多，森林覆盖率高，大象能够活跃并繁殖到一定数量，倒也可能为古蜀国人不经任何雕琢，就直接拿象牙来做祭祀仪式之用提供一证。

　　最后就轮到丝绸了，丝绸这样一种产品在今天的世界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古罗马人了解秦汉文明，就是通过丝绸，而古罗马和帕提亚（安息）战争不断，也有打通欧亚大陆，直接从东亚获取丝绸的目的。古蜀国对于丝绸的生产和使用，说明其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且有可能与中原技术传入有关。

　　03、从东亚整体看三星堆遗址

　　上世纪末，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老先生曾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满天星斗”说，借以打破中原文明单一起源说的陈旧框架。

　　如果我们把三星堆文化遗址所承载的古蜀国文明放置到当时的东亚大陆板块来看，我们会发现，三星堆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特点，并非孤立现象。其中，祭祀坑中所发现的丰富文物，侧面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盛大，神权色彩浓郁，古蜀国的世俗政权尚未从神权的阴影下走出来。同一时期的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等，均体现出了和三星堆文化相似的“神权突出”的倾向性。

　　（三星堆博物馆中所见的青铜立人）

　　当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当时从仰韶、龙山文化晚期到夏商青铜文明的中原政权，已经加速向世俗王权迈进。而到了西周初期，根据民国史学家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所提到的“立子立嫡”、“庙数之制”、“同姓不婚”的相关论点，此时的中原王朝已经通过血缘关系为依据，进而分配或调整政治权力。

　　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和夏商周相似的政治规模，而是过早地凋零了，这也是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而近日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工作，正为我们认识古蜀国文化的兴衰等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许，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吧。

　　参考文献：

　　李零等著《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三联书店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三联书店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个“祭祀坑”，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来源：国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