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儿的TikTok人气说起

前一阵子，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儿漫不经心地提到，她在TikTok——中国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旗下的短视频平台——制作了一段视频，短短几天就获得了11.4万浏览量。

“11.4万？”我重复道，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她对我翻了一个白眼。她说：“不算多！”，然后向我展示了她认识的其他纽约孩子的Instagram照片，他们的TikTok吸引了多得多的观众。

我指出，这11.4万几乎是我Twitter粉丝数量的4倍，尽管我在公众眼中是一名记者，而且这个账户已经维护了几年。她耸耸肩说：“嗯，你老了。”她的注意力回到手机上。她的视频对自己的青少年生活进行了简短讽刺，配有音乐。其浏览量还在上涨。

我感到印象深刻、震惊和心服口服，部分原因是尽管我早就知道了TikTok的存在，但我直到几个月前才完全明白它是什么。（我猜英国《金融时报》的许多读者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如果他们是X世代或者婴儿潮那一代人士。）

但这也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些彻底、却基本上看不见的事情正在互联网上发生——其潜在影响是我们仍不明白的。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足够出名、能够被大众倾听的人，都曾辛勤努力获得这个荣誉，并且通常有某个机构或某个成熟行业的支持。

我想到的是我在电影院大屏幕上看到的电影明星，在BBC流行音乐节目《Top of the Pops》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偶像，还有公众眼中更为传统的人物——政治人士和商界领袖。

一个青少年在自己的卧室竟然一下子能够与10万人甚至更多人交流——这种想法看起来会很荒谬。仅仅是在学校大厅对着几百名同学发表演讲就够吓人的了。

现在的孩子不再从这些等级和机构的视角看待人生。没错，他们的现实世界往往受到父母控制、缺少户外活动和过度日程安排的束缚。

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这些束缚的反应），他们将互联网视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前沿领域，在那里，一个大胆而幸运的先驱者仍有可能占据一些地盘，或者找到自己的声音。

换句话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宣称互联网从经济角度让“世界变平”（让波士顿、班加罗尔和北京的远程员工展开竞争）时，只说对了一半。互联网还赋予众人力量，甚至让普通人有机会对世界发声，从而压平了等级。

当然，“平”并不意味平等：互联网上的大部分声音从未走出相对较小的网络，而且在TikTok、YouTube和Instagram等平台上如病毒般传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幕后都有机构在运作（比如旨在提升某个名人形象的公关团队）。

但是单打独斗的演员有时确实会出人意料地走红，其出名方式会使我女儿的经历看起来平淡。你可能一夜走红——然后昙花一现地消失，因为观众厌倦了，平台的算法改变了，或者一段走红视频所利用的文化趋势过时了。

对于一名青少年，社交媒体就像是夏日傍晚的花园，萤火虫漫天飞舞：无数光点忽闪忽灭，构成不可预测、变幻无常的一幕。

这是件坏事吗？我们可能要过几年才能知道。以我自己青少年的经历来看，我猜测（或者希望）下一代将比我们对名声的理念看得更透，对网上信息质量的信任度更低。

我还猜测，他们的政治参与度高于我这一代在相同年龄的时候，至少就研究、讨论和指出他们热切关注的问题而言（从#MeToo到气候变化）是这样。他们还可能创造种种方式，让新一代政治人士通过非传统渠道涌现出来。

但是，一个充斥着数字萤火虫的世界，也可能滋生民粹主义和以名人为中心的政治；可能损害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和讨论复杂政策议题的能力；还可能滋生一种危险的权利意识。

青少年对互联网人气的恐惧正在助长自恋、不安全感和社会压力，对其中一些人产生有害的精神健康影响。（要想了解这一点，不妨看一看《十三个原因》(13 Reasons Why)。虽然它引发争议，在部分学校被禁，但我最近和我的女儿们一起看完了这部电视剧；该剧不仅发人深省，还引发了一些重要的对话。）

显然，我们不能把精灵放回瓶子里。不管是好是坏，下一代对沟通、等级和社区的期望正在改变。但他们的父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回应。忽视它？自己上TikTok和YouTube？还是瞪眼看着？

如果有人知道答案，请告诉我——最好通过现在已显老派的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