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超级对撞机”引热议 媒体:不应带节奏

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作者醋醋）广为传播。文章谈的是几年前的老问题——“超级对撞机”（CEPC）该不该建，但写作手法却极其“新媒体化”。中心思想就是盛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在建“超级对撞机”问题上坚决的反对态度：“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同时揭露出“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

这篇文章采用了一些自媒体最喜欢用的“内幕写法”，仿佛洞察了科学界种种斗争的本质，把杨振宁、温伯格、爱因斯坦、丘成桐、王贻芳、李淼等人内心活动描绘得“栩栩如生”。可实际上，这些描写不过是为了把读者带往一个方向，那就是国际“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 动机不纯，科学基础没有实验支持，注定无望，而杨振宁院士“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从这些“上帝视角”的表述，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位科学远见超越爱因斯坦、洞悉国情又富有家国情怀的杨振宁先生。站在杨先生对立面那些人，要么科学水平不行，要么动机实在不纯，要么不爱惜国力民力。

以"宫斗”来解读争论，是科学的庸俗化

目前，一些平台已经发表了多位科学家的评论，提出醋醋文章里对“超级对撞机”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理解都存在严重错误。在此，不再赘述。

回归到常识上，我们还应该重申，对于科学问题或大科学工程，不宜如此情绪化地“带节奏”。比如作者把王贻芳院士提出对撞机、物理学家们支持千亿工程的理由归结为“幸运”，迎合对高能物理所知甚少的一般读者的理解能力，成就了自己的“10万+”，实际上只是借助杨振宁这样的权威人士，来抹黑持对立意见的科学家群体。

从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提出超级对撞机项目已经有好几年了，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也众多，这无论在国内外科学史上，都是正常现象。因为任何阶段，在科学前沿发展方向上都存在争议，如果已经完全没有争议了，那也不是科学前沿了。

事实上在科学界，即便是杨振宁院士这样的权威，提供的也只是本人的看法，而不是“最终答案”，更不是“上帝视角”。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参与了多项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世纪又陆续建成了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数十个中国主导的大科学工程。这些工程在决策之际，也经历了很多争议，争议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的是耗资巨大，有的是科学问题已经数十年悬而未决，有的是同行们并不看好。

可我们必须看到，对于大科学工程的决策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可能保证建成之后会立竿见影收获巨大成果。比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百年之前关于引力波的预言，物理学家们曾经苦苦搜寻数十年毫无结果，一直到2015年LIGO项目才找到第一个信号，又经历半年谨慎的确认才公诸于世。而LIGO项目已经运行二十多年，成员多达上千，分布在世界各国。在收获第一个成功之前，他们又何尝不是始终处于争议之中？只是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上千科学家耗资巨大搜寻引力波，二十年来一无所获”这样的嘲弄文章罢了。

存在不确定性的就不该做，这很不“科学”

就像爱因斯坦也曾经遭受冷遇，甚至遭受上百位科学家联名反对，我们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闹剧，说什么 “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要知道在科学发展过程，没有人能够提前几十年、上百年预知最终结果如何，就连爱因斯坦本人也曾经不看好引力波，甚至想否定它的存在。

科学界事实上不承认任何个人是绝对权威，面对重大科学工程决策有博弈、犹豫、反悔都正常，愿赌服输就是了。就像美国议会在耗资20亿美元之后又撤回了对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支持，把高能物理的发展机会拱手让给了欧洲，之后才有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美国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后者的成功。

今天无论杨振宁先生的反对，还是其他科学家的支持，都是他们凭借自身科学认知做出的预估，这是学术观点之争，是君子之争。我们不必盲目相信任何人的判断，因为那不符合科学精神。

同样我们也不必强迫他们为各自的观点打包票，如果中国没有建成CEPC错失了重大发现没能占领制高点，或者中国建成CEPC却没有“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而对科学家们横加指责，那也不符合科学精神。

就像醋醋文章里说的“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在这些重大科学工程决策上，我们不能凭个人喜好打扮或者丑化科学家群体。面对前沿科学的发展，这样的重大科学工程决策其实还不是最困难的，更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理解科学提高全面科学素养，不跟着网红文章的节奏走，不把科学家们庸俗化，超越追捧/抹黑这种形式，看到科学家们所看到的“远方的风景”。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原文如下：

The party is over。

杨振宁张开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摇了摇，加重语气补充翻译：

什么意思？盛宴已过。

虽然97岁高龄，杨振宁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发上，拐杖斜放在腿边。

台下，坐满了年轻大学生，一位男生站起来发问，脸上挂着愤懑、委屈与不解。

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新礼堂发生的一幕。

男生读研一，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4年前，针对CEPC该不该建，杨振宁与男生老师，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这个项目上马，不然他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将无事可干。

前一阵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强基础教育，砸钱砸不出来科学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最基础的理论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钱上面。

作为一个超级费钱的项目，CEPC环形周长100公里，保守估计就得400亿。第二期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耗资更是超千亿。

北京五环路全长98.58公里，这意味着，隧道可将整个北京主城区包在其中。

醋醋的朋友房师说，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做梦都不敢奢望拿下这么大一块土地。

CEPC-SppC，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三峡工程，高能所只是冲在前台的马前卒，背后强力推手，是国际超弦界。

从2014年开始，国际超弦界就组团来中国游说超级对撞机项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们遭到杨振宁的强势阻击，当年发改委十三五项目审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过。

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从室友那听到小道消息，现在杨振宁不反对建CEPC了，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抢到了一张杨振宁的国科大讲座门票，想当面求证一下。

杨振宁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看法没有变，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

他不仅一如既往反对建超大对撞机，还劝这位男生尽早转行，高能物理盛宴已过。

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个人的奋斗，有时候也要看一看历史的进程。

不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当代物理学的前沿，也是一片无际的黑暗。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有多辉煌，当代物理学就有多黯淡。

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嚣一时，那也只是验证了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2018年霍金去世，引发社会纪念热潮，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残志坚,是科普畅销书籍《时间简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学最高成就黑洞辐射理论，知道的人并不多。杨振宁科学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们热衷他的晚年生活。

人们一提到牛顿就会想到万有引力，提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相对论。

人们关心霍金、杨振宁的生活而不是科学，不能怪大众猎奇，当年牛顿与爱因斯坦的那些事儿更生猛。

只能说，当代物理理论不如前辈，普通人不懂相对论，总知道原子弹，不懂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总玩过吧。

当代物理又发现创造了什么？

这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他拯救不了当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机爆发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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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第7届腾迅WE大会现场，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拨动“宇宙的琴弦”。

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超弦传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结构》，《隐藏的现实》……孜孜不倦从事超弦理论的公众普及。

面向台下听众，格林再次舌绽莲花，讲解超弦理论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

随后，王贻芳上台，从中微子实验讲到超大对撞机。

国际超弦界与中国高能所，还在坚持不懈。

自2014年造势，于2016年十三五规划遇挫后，他们期望在十四五规划上通过项目。

2021-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CEPC-SppC造势，要提前两年开始，2019年很关键。

纵观全世界的对撞机，LHC已是强弩之末，不会有新的发现了，别的对撞机能级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学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国的CEPC-SppC的身上。

这是人类世界中最靠近窗户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长夜。

禁闭在一间密室的人，找遍钥匙无果，就会竭斯底里用力撞门，哪怕那么一丝可能。

不甘、愤懑、呐喊、无奈、绝望……这是物理学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间密室。

事实上，就算CEPC-SppC顺利获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过是留一个念想。

2016年，霍金艰难地打出226个字力挺对撞机。2018年，霍金阖然长逝。

想到这里，醋醋也不禁黯然神伤。

王贻芳坦诚，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支撑王贻芳的情怀，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希望，首期360亿二期超千亿的天量资金，仅仅只有两个字——

幸运。

CEPC唯一确定的科学目标，就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证超越现有物理框架标准模型，那就跟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是谁又能保证呢？

公认可以突破标准模型的实验，一是邻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王贻芳在大亚湾核电站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二是远离核反应堆不受中微子干扰的暗物质探测，世界最深的实验室——四川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正在努力。

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标准模型，希格斯本人还健在，奇怪的是，醋醋在任何公开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站出来发表一下期待。

王贻芳也只是说如果有所发现，就启动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负电子对撞换成质子对撞，这还是奔着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对称粒子而去。

预言该粒子的超对称理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也是另一个野心更大的万有终极理论候选者——超弦的超的来源。

在数学框架上，超弦有望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它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一根振动的弦组成。

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体，无论是黑洞的本质，还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脚下。

但是为了满足数学自洽，人类付出的代价是颠覆我们的宇宙观。

在超弦的设定中，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11维时空，我们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另外7个空间维度不见了，超弦给出的解释是被紧化了，空间就像一张膜，紧化就是将其卷起来了， 卷到了极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种紧化方式，每一种都对应一个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来。

10^500这个数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后面排500个0，什么亿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们的宇宙原子总数也就10^80个，相比隐藏的宇宙数量，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全剧终，回顾第4季20集中，格林亲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谢耳朵推销他的新书《隐藏的现实》。

有人认为谢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实恰恰相反，谢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铁杆反对者。

没有什么现实可以被隐藏，编剧显然参考了现实原型，尽管有格林的推销，谢耳朵后来还是放弃了超弦理论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学，标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挡不住终极理论的诱惑，选择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师萨鲁曼。

标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学的最前沿，也是当今理论物理的最高成就，标准模型的后继者是超弦。

根据超弦的理论设定，要想撞出弦来统一四种力，需要环银河系长度的对撞机，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温伯格选择“曲线救国”，致力于验证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对称理论，它能将物质与力统一起来。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质量与能量统一起来，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物质与力统一了，那不晓得搞出什么吓人东西。

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对称粒子没有超弦那么变态，理论上在TeV（万亿电子伏特）的能区就能撞出来，LHC的最大能级是13TeV。

虽然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须建立巨型对撞机，需要成百上千亿的经费，LHC前前后后就花了100亿美元。超弦与高能物理联手，意味着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

这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超弦永远无法被证伪，但如果局部证实，就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跟宗教一样，上帝的仁慈永远触摸不到，但是教会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当然还有连绵千年的香火钱。

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

这可不是醋醋说的，超弦界自己戏称扛把子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2

1987年，温伯格主导美国SSC（超级超导对撞机）建设，希望撞出超对称粒子，验证超对称理沦。

时值美苏争霸，美国力求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压苏联，对登月、“星球大战”这样的鸡血项目来者不拒，SSC号称能帮助人类解决宇宙起源问题，完成物理终极理论的梦想，里根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立项。

当年温伯格报出的预算不多，只有区区44亿美元。

转眼到了1993年，美国总统换了两茬，里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来了克林顿。美国人搞工程费时还费钱，6年时间他们连安放对撞机的隧道都没挖好，就花了近20亿美元，而总体预算更是飙升到近百亿美元。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人独孤求败，社会上下对鸡血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克林顿作为平民总统，更加关注提振美国经济，天天盯着政府不让大手脚花钱的国会不干了，几轮听证会后硬是叫停了SSC。

美国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当时欧洲搞了个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LEP)，隧道是现成的，只要把正负电子对撞机换成强子对撞机就好。

超弦教找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时任总干事卢埃林·史密斯（ Llewellyn Smith ），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势，美国佬不干了，执牛耳者唯有欧洲。

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圣诞节前夕，CERN批准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立项。对于超弦教来说，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也只是个迷你版的SSC，其环形周长27公里，不到SSC的1/3，但有总比没好，而且根据理论推测，LHC的能级可以撞出超对称粒子，足以满足超弦教的需求。

格林很兴奋，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结构》，他断言LHC开机运行后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由于选错了焊接工艺，2008年9月LHC开机后9天，超导电磁铁的电路就烧坏了。其后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设计能量14TeV的一半7TeV运行，这一阶段维持到2013年。

即便如此，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将能量提升到接近设计峰值的13TeV，仍未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迹象，99.999%的超对称理论原始参数空间荡然无存。

超弦教只好改口，称预估的能级，是超对称理论与标准模型“自然结合”后的计算结果，没有撞出来超对称粒子，它们的结合方式可能并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级的对撞机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尼马-阿卡尼-哈麦德（Nima Arkani-Hamed），发扬了多重宇宙学说，是超弦教的后起新秀，2013年12月来华担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国际超弦教的中国内线，负责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他在20多年前就说过，1TeV就能看到超对称粒子，后来被实验打脸，又改口称得100TeV才行，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级版SppC的能量峰值。

这等说辞，连我等普通人都听得出来在耍流氓。

没有理论预测，或者随意调整预测，谁知道多大能级才撞得出来，花费成百上千亿建造大型对撞机，只有0.001%的胜率，这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

科学项目其实跟创业项目一样，你至少要画一个PPT说服投资人出钱，张口就说我要做马云，你投我一块钱，我还你一亿元，我信你个鬼哦。

国科大讲座上，面对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满，杨振宁吐露肺腑之言。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科学目标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与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科学家也来积极推动这件事。

而这一次，他们保持了沉默，丁肇中还是王贻芳的老师，高能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

2016年，据研究理论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问及王贻芳最近忙啥，何说他想把SSC搬到中国来，丁肇中立马就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撞不出超对称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从众星捧月到千夫所指，有重蹈当年以太说覆辙的风险。

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规模，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目光瞄向中国。

当今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财力与抢占基础科学制高点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马这个超千亿的物理学三峡工程。

SSC复活的希望，在中国。

3

2014年，国际超弦教与高能物理研究所联手造势，组团来中国游说。

当年2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基础物理学向何处发展？”的讲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导师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几位超弦干将悉数到场，王贻芳在会上发言。

格罗斯曾经提出“渐近自由”理论解释强力，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该理论是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来的最得意的弟子，两人都是犹太籍物理学家。

1999-2003年在任的CERN总干事鲁加诺·玛亚尼(Luciano Maiani)也在会场，有人问他，欧洲的加速器是怎么做到让各国都掏钱的？玛亚尼回答很干脆：

忽悠啊，我们说这是为了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速器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