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突破道德红线 西方“大惊失色”

　　全世界科学家四月份大惊失色，当时中山大学由黄军就带领的小组发表了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结果。

　　这项技术被称为Crispr-Cas9，可能有一天会被用来消灭遗传性疾病。但是理论上，它也可能被用来改变人体特征如眼睛颜色或智力，并且这种改变会传递给下一代。

　　黄军就和他的同事试图修改造成β地中海贫血的基因。这个实验在85个胚胎当中失败。即使如此，对于全球科学家而言，这是一条不应该跨越的红线。

　　西方科学家普遍公开放弃了这类研究，因为它等同于改造人类基因。在任何情况下，这项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最早阶段。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伦理中心研究主任Huso Yi说，科学界的共识是“现在不要”。

　　然而中国科学家似乎等不及了。

　　Yi教授说，他不认为中国打算停下来。他说，人们无法叫停中国大陆遗传学的列车，因为它开得太快了。

　　中共在快速建立科学研究基础设施

　　在2013年，国家投资逾1.18万亿人民币(1900亿美元)到“发展科学研究和实验”，相当于GDP的2%。

　　在2011年，国家投资1400亿美元到科研，相当于GDP的1.84%。

　　中国的生物科学技术和西方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的科学伦理培训却远远落后于西方。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家邓蕊说, 西方的“红线”和中国的不是很相似。他说，伦理学是一个文化问题，关乎传统，特别是当它触及到人的生命。

　　邓蕊说，中共当局的确设定了限制。中国的“红线”是只能在小于14天的胚胎上做实验。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翟晓梅说，中国科学家遵守全球接受的伦理科学规范，但是许多科学家受到压力，难以遵守。

　　她说，在中国，有人拿文化差异做借口反对国际标准。这种力量有时候非常强大。

　　“比如，他们说我们应该使用我们本土的孔夫子思想来解决问题，因为那些国际标准来自于西方，而我们有我们东方的文化。但是我们绝对不同意这种所谓的本土观点。”

　　翟晓梅说，在黄军就实验的案例中，国家医学伦理委员会认为它在伦理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它“不是用于生育目的”。这个立场令一些海外科学家惊讶。

　　翟晓梅说，中山大学选择使用将很快被摧毁的胚胎。他们认为它是非常基础的研究，而不是干预或编辑生殖细胞。

　　中共政策为科学家越过伦理边界提供经济动力

　　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主任、生物学教授饶毅对最近的研究感到不安。他警告，中国的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有效的伦理监管。

　　饶毅说：“我们有越多的技术，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整个人类就越危险。”

　　饶毅说，中国科学家通常工资不高，但是如果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就可能从国家获得32,000美元的奖金。这为他们越过伦理边界提供了经济动力。

　　饶毅最近在iScientist网站上披露，“先斩后奏”是很多人的态度。

　　饶毅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应该设立全球医学伦理机构来监管科学实验。一些科学家说，更多不愉快的“科学意外”在逼近。